文 | 梁舒卉

打着“#Metoo”标签的反性侵女性平权运动在2017年席卷全球，世界各地的女性借此契机讲述自己遭受性侵犯或性骚扰的经历，引发一连串效应，许多位高权重的“上流人士”因此被赶下台。正当世界以为女性主义抬头的今天，女性权益日趋进步时，韩国“N号房事件”的出现让社会当头棒喝，再度掀起韩国社会性别议题的广泛谈论。

“N号房事件”并非韩国女性遭受性剥削的单一个案，其实类似的案件屡次发生，例如“2009年艺人张紫研自杀案件”，揭露韩国演艺圈内”性交易”丑闻；“胜利夜店事件”涉及韩国偶像团体、官员及警察对女性偷拍和强奸等恶行。这些性剥削事件不仅关乎于“性”，更和“权力”密不可分。

在父权体制主导的韩国社会底下，韩国男性往往比女性更容易掌握权力，长期把女性视为被主宰的个体，物化女性的例子屡见不鲜。不过，随着女性主义兴起，韩国女性也开始参与女权运动争取属于自己的权益，却导致部分韩国男性认为女性企图剥削自己的权利，更引发部分韩国男性的“厌女情绪”。

韩国社会创造出许多仇女用词，包括“大酱女”、“泡菜女”（形容贪慕虚荣的女性）等，不断矮化、歧视以及污名化女性，甚至通过对女性的言语暴力、性剥削等激发男性优越感，合理化男性对女性的侵犯。像是韩国知名的极右派网站《ilbe》就充斥着许多仇女言论，会员多达300万人。

不过，不少韩国女性也对父权进行了反扑，甚至出现极端的女权主义，例如在韩国引发争议的女权主义网站“Megalian”主张将男性贬低女性的称呼“回敬”给男性。同样被视为极端女权主义的网站“WOMAD”则发表更激进的言论及内容，她们排斥所有男性，包括婴儿、残疾人、同性恋等，推崇生理性别上的女性优越及男性厌恶。因此，有部分声音认为，韩国的女权运动已经从争取性别平等，演化成对男性的歧视与仇恨。这些极端的想法与行为，无疑是加剧恶化韩国社会男女之间的对立关系。

无论如何，“N号房事件”敲响了社会警钟，让大众看清韩国女性在父权社会下遭受的性迫害仍未停止。韩国社会需要在性别平等议题上不断前进，以避免悲剧一再重演。

参考资料：
1. 从“N号房事件”看韩国女性主义的十年（彭美君，访问）theinterview.asia/hot-topics/22908
2.韩国“N号房”的性剥削和奴役是父权社会的共谋（Matters，薛秦）matters.news/@ngocncat
3.课金围观性虐待 韩国N号房内外的厌女文化（评论编辑室，香港01）www.hk01.com
4.厌女还是仇男：引爆韩国社会讨论的金智英（腾讯网，葛静怡）new.qq.com/omn/20191225/20191225A0SVON00.html
5.身为韩国人的男女压力&韩国的“女权主义”总整理（ 宋赞养，
HimmTV 韩国赞养）www.youtube.com/watch?v=uz_GVpBFa6k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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